张云东:改革与资本市场尚未如烟散去的往事

编辑:依正体育 发布于2018-08-09 07:22

  张云东,陕西人。1988年进入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股份制改革与中国资本市场创建工作,主笔起草了中国资本市场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作为法律专家组成员参与了与香港法律专家讨论谈判创建H股市场法律文件的工作,参与国务院关于H股、B股条例的起草工作。

  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主持深圳证管办工作,2000年起任深圳证监局局长。在他倡导的“思想、责任、创新、强势”监管理念引导下,深圳证监局这支监管铁军取得了查办“三九集团”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创建客户保证金第三方独立存管方案、创建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等一系列监管业绩。

  2012年退休后,仍继续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家金融安全,笔耕不辍。

  我们这代人正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从小深受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而奉献的理想信念熏陶,属于理想主义者,渴望奋斗与奉献。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革命先烈先辈为我们创造的和平环境里,没有腥风血雨,没有枪林弹雨,似乎有点遗憾。可我骨子里还是有军人情结的,有战士的激情,正如我退休之际媒体为我送别的长篇报道标题一样《张云东 我是一个兵》。

  其实,这种遗憾是幼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都有有待攻克的艰难险阻,都有可以或轰轰烈烈或波澜不惊的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机会,只要你有家国情怀。在和平年代里,也大有这种机会。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有幸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更加美好参与了改革开放和早期资本市场的创建,我在这里也延续了自己在和平年代里的“兵之歌”。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了百年之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了救亡图存,我们中华民族无数有识之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但阴霾依旧,前路茫茫。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才出现了希望,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逐步繁荣昌盛的新纪元。在建设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尽管我们也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教育医疗体系初步形成。特别是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科学技术队伍和具有工业从业经验的劳动人口。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深刻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党中央决定开始伟大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物质文化和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改革与建设热情,我们这一代人也有幸投入其中并成为中坚力量。

  南下深圳

  改革开放之初,我就积极关注、思考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期间,我的一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讨论文在北京获奖。深圳经济特区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为了能够在改革开放前沿亲身参与改革,我1988年由陕西家乡南下深圳,成为原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副所长、曾经为我国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方案作出重要贡献的徐景安同志的部下,加入了他领导的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为一名专职改革工作者,进入了改革最前沿。

  徐景安同志具有很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对我们的体制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对改革的方向、改革路径和改革方案的可行性敏锐深刻,思想系统、深邃、超前。时至今日我依然深感自己的理论修养与他相比相去甚远,自叹弗如,深深庆幸能做他的部下和学生。在徐景安同志领导下的这段改革工作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弥足珍贵。在这里不仅能够亲历丰富的改革实践,有幸面临各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挑战,使自己此前人生30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自己憧憬向往的事业在此开始进入快速轨道。而且在徐景安的教导下个人事业价值观进一步得以明确:做智力型干部,不做权力型干部。这种价值观定位影响了我之后的整个事业历程,也影响了我后来领导的深圳证监局的年轻干部们。我不仅要求他们按照徐景安的教导做智力型干部,不做权力型干部,而且根据一些年轻干部专业精湛但缺乏工作方向感和价值判断能力的特点,补充要求他们在做智力型干部的前提下,做思想型干部,不做工匠型干部。